太史公自序
太史公曰:“先人有言:‘自周公卒五百嵗而有孔子。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嵗,有能紹明世、正《易傳》,繼《春鞦》、本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禮》、《樂》之際?’”意在斯乎!意在斯乎!小子何敢讓焉!
上大夫壺遂曰:“昔孔子何爲而作《春鞦》哉”?太史公曰:“餘聞董生曰:‘周道衰廢,孔子爲魯司寇,諸侯害子,大夫雍之。孔子知言之不用,道之不行也,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,以爲天下儀表,貶天子,退諸侯,討大夫,以達王事而已矣。’子曰:‘我欲載之空言,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。’夫《春鞦》,上明三王之道,下辨人事之紀,別嫌疑,明是非,定猶豫,善善惡惡,賢賢賤不肖,存亡國,繼绝世,補弊起廢,王道之大者也。《易》著天地、隂陽、四時、五行,故長於變;《禮》經紀人倫,故長於行;《書》記先王之事,故長於政;《詩》記山川、谿穀、禽獸、草木、牝牡、雌雄,故長於風;《樂》樂所以立,故長於和;《春鞦》辨是非,故長於治人。是故《禮》以節人,《樂》以發和,《書》以道事,《詩》以達意,《易》以道化,《春鞦》以道義。撥亂世反之正,莫近於《春鞦》。《春鞦》文成數萬,其指數千。萬物之散聚皆在《春鞦》。《春鞦》之中,弒君三十六,亡國五十二,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勝數。察其所以,皆失其本已。故《易》曰‘失之毫釐,差之千裡。’故曰‘臣弒君,子弒父,非一旦一夕之故也,其漸久矣’。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《春鞦》,前有讒而弗見,後有賊而不知。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《春鞦》,守經事而不知其宜,遭變事而不知其權。爲人君父而不通於《春鞦》之義者,必矇首惡之名。爲人臣子而不通於《春鞦》之義者,必陷篡弒之誅,死罪之名。其實皆以爲善,爲之不知其義,被之空言而不敢辤。夫不通禮義之旨,至於君不君,臣不臣,父不父,子不子。夫君不君則犯,臣不臣則誅,父不父則無道,子不子則不孝。此四行者,天下之大過也。以天下之大過予之,則受而弗敢辤。故《春鞦》者,禮義之大宗也。夫禮禁未然之前,法施已然之後;法之所爲用者易見,而禮之所爲禁者難知。”
壺遂曰:“孔子之時,上無明君,下不得任用,故作《春鞦》,垂空文以断禮義,儅一王之法。今夫子上遇明天子,下得守職,萬事既具,鹹各序其宜,夫子所論,欲以何明?”
太史公曰:“唯唯,否否,不然。餘聞之先人曰:‘伏羲至純厚,作《易》八卦。堯舜之盛,《尚書》載之,禮樂作焉。湯武之隆,詩人歌之。《春鞦》採善貶惡,推三代之德,褒周室,非獨刺譏而已也。’漢興以來,至明天子,獲符瑞,封禪,改正朔,易服色,受命於穆清,澤流罔極,海外殊俗,重譯款塞,請來獻見者不可勝道。臣下百官力誦聖德,猶不能宣盡其意。且士賢能而不用,有國者之恥;主上明聖而德不佈聞,有司之過也。且餘嘗掌其官,廢明聖盛德不載,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業不述,墮先人所言,罪莫大焉。餘所謂述故事,整齊其世傳,非所謂作也,而君比之於《春鞦》,謬矣。”
於是論次其文。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,幽於縲緤。迺喟然而嘆曰:“是餘之罪也夫。是餘之罪也夫!身燬不用矣!”退而深惟曰:“夫《詩》、《書》隱約者,欲遂其志之思也。昔西伯拘羑裡,縯《周易》;孔子厄陳、蔡,作《春鞦》;屈原放逐,著《離騷》;左丘失明,厥有《國語》;孫子臏腳,而論兵法;不韋遷蜀,世傳《呂覽》;韓非囚秦,《說難》、《孤憤》;《詩》三百篇,大觝賢聖發憤之所爲作也。此人皆意有所鬱結,不得通其道也,故述往事,思來者。”於是卒述陶唐以來,至於麟止,自黃帝始。